特派記者 梁璇《中國青年報》(2014年10月08日05版)
  仁川亞運會閉幕式上,2018年亞運會舉辦城市雅加達接過亞奧理事會會旗。CFP供圖
  仁川亞運會,韓國男籃奪冠後球員帶孩子慶祝勝利。CFP供圖
  仁川亞運會結束,朝鮮代表團回國後受到民眾熱烈歡迎。CFP供圖
  編者按:本屆仁川亞運會聖火在中國國慶節長假期間熄滅。一屆熱鬧的運動會之後,教練和運動員們又將朝著自己新的目標開始奮鬥,等待他們的是日復一日的艱苦訓練,考核他們的則是一屆又一屆國際賽事。作為普通觀眾,我們或許並不缺少在觀看他們比賽時熱淚盈眶的心靈體驗,但感動過後,我們是不是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思考和行動,才能觸及體育行為的真正內涵?
  位於北京東四環中路的朝陽公園,今晚仍有大量游客享受假期結束前的美好時光。由於降價促銷,賣小吃的攤位生意極好。而同時讓不少游客駐足觀望的,是乒乓球台、籃球場以及足球場地中揮汗如雨的“運動健將”們——水平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願意把寶貴的時間和更寶貴的“青春”消費在運動場上。
  儘管長假期間出門遠行已是國民性消費習慣,但據平時喜歡運動的小伙伴介紹,長假期間北京市多處運動場所的預訂情況“遠超平時”,事實證明,在北京市這座人口已達數千萬的大城市裡,喜歡運動、願意把健身行為當做日常生活或社交活動來實施的人群數量,已然不在少數。
  1990年亞運會和2008年奧運會,是北京迄今為止承辦過的兩項可以代表最高競技水平的最大型綜合性體育盛會,而這兩屆運動會給北京留下的遺產,除市政建設方面的迅猛發展,更有不可忽視的大批投入民用的體育設施,以及日益深入人心的體育鍛煉意識——對有著強烈“中國夢”的國家和民族而言,這筆遺產的巨大價值,就在於造就一個個身體健康且意識文明的積極個體。
  “據對外經濟研究院預測,本屆亞運會將創造13兆韓元的生產價值和27萬個工作崗位。”10月4日,歷時16天的仁川亞運會結束,韓國仁川市政府相關工作人員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通過舉辦亞運會,仁川收穫了國際聲譽,以及旅游等方面的收益,“在各個方面都迎來了新契機”。
  但據韓聯社報道,在迎來“契機”之前,仁川市政府已經面臨巨額債務。“節儉辦賽”促使亞運會“瘦身”,這是本屆組委會籌辦之初定下的基調,但在賽會進行中,卻因“節儉”而出現了運動員班車遲到耽誤比賽,亞運聖火熄滅和羽毛球賽場停電等“烏龍事件”。儘管“精打細算”,打造主會場和比賽場館還是讓仁川市政府負債額高達1兆2千億韓元(約合人民幣72億元),“仁川市通過發行地方債券的方式籌得了這筆資金,從2010年開始至今,每年償還的利息在153億~455億韓元之間。不僅如此,隨著賽事結束後的債務遞增,預計到2029年,仁川市才能還清全部債務。
  事實上,本屆組委會在場館問題上已經想盡了“省錢”的辦法。以本次亞運會的舉重館“月光慶典花園”為例,原本是搭建在松島區一個小公園裡的舉重館,場館周圍有許多臨時搭建的鐵皮房,媒體和志願者的工作室等場所均設在其中,亞運會結束後,這些設施都會被拆掉,公園也將恢復如初。而由一座游泳館、一座棒球場和一個足球場組成的文鶴競技場,則是“再利用”的典範——川南區市政府沒有新建場館,只對2001年建成的“老建築”進行翻新,省下了約4000億韓元。但這仍然很難卸去亞運會壓在城市肩上的擔子,只不過對舉辦地而言,“目的”有時比“負擔”的景象更清晰。
  仁川搭上了亞運“便車”
  “仁川想樹立國際現代化城市的形象,這是他們舉辦亞運會的目的之一。釜山原來的城市基本建設並不好,尤其是道路,但藉著亞運會把地鐵建起來,釜山也慢慢發展成了韓國第二大城市。同樣藉著亞運會,仁川在未來很可能超過釜山。”在位於仁川市的東北亞貿易中心,亞奧理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魏紀中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舉辦亞運會,很多時候是城市與運動會互相“搭便車”的過程,“搭不上城市的便車,亞運會也辦不了,而藉著運動會,城市也能把想辦但平時不好辦的事情辦起來”。例如東北亞貿易中心,這座高達305米、剛剛竣工的韓國國內最高的建築,在亞運期間“恰好”成為亞奧理事會臨時辦公的所在地,從而免去了“新建”的煩惱,“現在,大型綜合性運動會越來越強調對硬件設施的慎重處理,包括國際奧委會,原來非常看重硬件設施建設,現在也開始改變態度。”魏紀中透露,此前的2010年廣州亞運會,“亞奧理事會砍掉了計劃新建的7個場館”。
  仁川市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為了舉辦本屆亞運會,仁川市新建了17個比賽場館,加上原有的19個(體育設施11處,小規模設施8個)一共有36個公共體育設施,“在亞運會結束後,仁川市民可以便利地運用這些設施進行體育鍛煉。”市政府相關工作人員表示,仁川市計劃在亞運會結束後,將這些比賽場館改建成電影院、公演場地和購物中心等複合型的文化空間,如果收益不錯的話,或許能減輕政府的還債壓力,“亞運會新設的競技場館,在建設時按照各自的特性,以耗資最小為標準進行外包,從建設之初就考慮到場館作為公共體育設施的收益性和高利用度,以便在亞運會結束後,更有效地加以利用。”
  以本屆亞運會新建的主體育場“夢之場館”為例,在實現安置6萬個座位目標的同時還要考慮省錢,最後便敲定了“建造一個能容納3萬人的體育場,再增加3萬個臨時座位”的設計方案,這樣不僅減少了大部分建築和維護的成本,也方便不同品牌的商家在亞運會結束後入場,打造內容豐富的“文化空間”。但有媒體指出,“商圈重覆”的可能性同樣存在讓資方望而卻步的風險。因此,“儘量用展覽館辦賽”便成為亞奧理事會為舉辦地想出的“妙招”,“場館問題最大的浪費就是座位過多,我們過去一直在追求座位數,但現實中是不是真有那麼多人觀看呢?”魏紀中道破了亞運會必須面對的尷尬處境。
  物質遺產成辦賽雙贏基礎
  隨著國際大型賽事增多,亞運會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同時,高昂的辦賽成本也讓很多城市無法承受。但即便如此,這項已有63年曆史的洲際運動會仍在不斷前行。本屆亞運會上,亞奧理事會正式宣佈,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將成為2018年亞運會的舉辦地,越南放棄亞運會主辦權一事終於畫上句號。
  “越南底子薄,要重建一批新的設施,主要是沒法解決經濟問題。”魏紀中透露,當前,經濟實力強的國家多以“作貢獻”的角度辦賽,新興經濟國家則希望利用亞運會促進社會發展,“今後舉辦亞運會可能會以後者為重點,如果其他國家沒有申辦意願,再找中日韓”。
  印尼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對印尼而言,亞運會舉辦歷史要追溯到1962年,在新總統上臺後,需要借助亞運會的契機對陳舊的體育設施進行修整,例如雅加達市中心的體育場,“很多群眾一直在那兒鍛煉,但設施已經落後了,所以很多百姓對新建場館報以歡迎的態度。”場館問題,對於體育設施已經能夠滿足群眾需求的國家而言,容易成為“包袱”,而對於缺乏運動場地的國家而言,便很可能成為寶貴的“亞運遺產”。
  而實力雄厚的國家同樣能借助亞運會獲取“遺產”,魏紀中對廣州亞運會場館建設的評價是“錦上添花”,而對與亞運會相關市政建設的評價則是“雪中送炭”。大型綜合性運動會,只要有一點能夠做到“雪中送炭”,便有了延續的價值,“雅典原來沒有地鐵,機場條件也很差,但2004年奧運會之後,機場及公路的環路重新改建,把海陸空的交通都理順了,解決了城市的大問題”。
  因此,儘管社會各界對於大型綜合運動會詬病不斷,但魏紀中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分析認為,一個國家的奧委會“需要有事情乾”,運動會多了,才能從國際奧委會、亞奧理事會得到資金的支持,因此,“還是有很多城市會積極申辦”;而對申辦國家的政府而言,擴大知名度和國際影響依然是主要動力,大賽有無延續的必要,“辦賽的人很明白”。
  從首爾到釜山再到仁川,作為3屆亞運會的主辦國,韓國政府最清楚其利弊得失。對1986年的韓國而言,首爾舉辦亞運會有三大目標,“對外開放、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聯繫以及經濟騰飛”,魏紀中介紹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三星等一批韓國知名企業才逐步成長壯大,“舉辦地要乾什麼?最終達到什麼目的?”才是對大型綜合性運動會“遺產”更加宏觀的評價角度,“場館等硬件問題只是冰山的一角”,畢竟“所有的物質遺產都會變質,鳥巢再好,看多了,新奇感也會逐步淡化,而且世界上總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非物質“遺產”仍有探索空間
  “城市需要借助大型運動會提升的,不僅是城市的基本建設水平,更需要提升現代服務業水平。”魏紀中將賽會遺產分為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而“可發展、增值”的非物質遺產,除服務業的發展外,還包括體育意識、志願者服務意識和群眾精神面貌的積極程度,“亞奧理事會對舉辦地的硬件要求向來主張‘利用現有設備’,但對於服務性的設施卻非常重視,通訊、網絡甚至具體到3G或4G技術的應用上。”魏紀中表示,賽會對“軟件”要求的提升,將有助於城市的經濟轉型,“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傾斜”,如北京在2008年奧運會後,第三產業的比重已經達到70%,“相當於紐約的概念”。
  而這樣的效應一旦形成,有時甚至能造成區域性的影響。“卡塔爾就是藉著亞運會改變了很多”,2006年的亞運會不僅讓多哈得到了迅速發展,還提高了阿布扎比、科威特和巴林等國家的服務業水平,“迪拜的發展就是例子”,這樣的影響對於完全依靠自然資源的國家尤為深遠,魏紀中不禁感嘆,“多哈亞運會影響的是阿拉伯世界”。
  相對可觸碰的物質“遺產”而言,賽會的非物質“遺產”,更多的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成為城市的一部分,而這種逐步擴散的精神遺產卻很容易被人忽視。中國的志願者制度在1990年便已“引進”,但直到2008年奧運會才完成突破,事實證明,大型運動會正是志願者制度的“催化劑”。
  本屆仁川亞運會期間,記者曾見到今年已經84歲的志願者朱景淑(音譯),她在仁川客運站前迅速撿起一張廢紙投入垃圾筒,當時,剛參加完合唱的她正在“上崗”的路上。1986年首爾亞運會前夕,正在公交車站候車的朱景淑看見對面一幢小樓的玻璃上張貼著“誠招亞運會翻譯志願者”的啟示,對剛剛從高中英語老師崗位上退休的她來說,“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朱景淑回憶道。此後,由於具備英語、日語和韓語的對話能力,朱景淑作為“翻譯”志願者,先後出現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及本屆仁川亞運會上。雖然角色沒變,但她身邊的“同事”卻成倍增加,“原來人們對我們這樣不拿錢還幹活兒的志願行為非常好奇,也很認可,但基本上沒人參與。可現在,那麼多志願者一起為比賽服務,而且什麼年齡段的人都有。”朱景淑認為,自己就是大型運動會留下精神遺產的“佐證”。
  “‘隨便吐痰’的不文明現象,就是在北京亞運會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魏紀中回憶起1990年自己的親身經歷,“我們到北京站,看見有人隨地吐痰,不罰他,而是當著他的面用紙幫他把痰擦掉,做了幾天,很多人不僅自己不好意思,還會提醒身邊的人不要隨地吐痰。”這件事讓魏紀中意識到,“非物質遺產一定要在群眾中得到發展的空間,眼光放長遠才能見成效”。
  因此,即便對已經收穫很多物質“遺產”的國家來說,大型運動會依然具備探索非物質“遺產”的空間,包括在亞運會上競技成績已經傲視群雄、辦賽投入也十分可觀的中國。群眾是否因賽會而改變體育觀念、賽會結束後是否累積了相關運營組織人才等“既要符合國際需要,又要結合本國國情”的問題,在魏紀中看來,這些“發展中國家最需要的東西”依然有待改觀。
  本報仁川10月7日電  (原標題:“非物質”遺產體現亞運會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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